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

楚汉之争，刘邦只花了四年时间就战胜了项羽；而在后世的多年里，英雄霸王却比流氓皇帝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和偏爱。

而大多认为，这一切的开始，是因为号称写实的司马迁，却在他的《史记》中，有意偏向了项羽。那么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
一

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疑点是，项羽凭什么能够进入《本纪》的行列？更有甚者，他的记载凭什么排在刘邦的《高祖本纪》之前，名列第七？

的确，《史记》中的《本纪》似乎是皇帝们专属的高级总统套房，一般人即使功业再大也是没有资格入住的。

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：在项羽之前，除了秦始皇，夏商周乃至于秦之先王们，都不是皇帝；在项羽之后，也有吕后以皇太后之尊名列《本纪》第九；而同时，楚汉之间的义帝熊心、刘邦之子惠帝刘盈，却没有被司马迁请进《本纪》之中。

这么多人不是皇帝，为何也能入住高级总统套房？而熊心和刘盈帝王之尊为何却被排斥在外？

看来，我们需要看看，司马迁撰写《本纪》到底秉承着什么样的原则：

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，论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著十二本纪，既科条之矣。

在《太史公自序》的这段话中，司马迁说出了他的理由-王迹所兴。简单的说，不在乎其名号如何，曾经实际主宰过天下兴亡的人，才有资格入住高级总统套房。

我们再回过头看，熊心、刘盈没能入住，是因为虽有帝王之尊，实际主宰华夏大地的却不是他们；而夏商周的王室虽未称皇帝，却是天子，事实上的华夏主宰。

而项羽，在入关之后，凭借其巨大的威望，首尊熊心为义帝而放之于彬，次分封诸侯于华夏各地，且自立为西楚霸王，为诸侯之长（“诸侯立之。”-《太史公自序》）。

项羽之所以没有称帝，是因为他本身出身于六国贵族，是分封秩序的坚定维护者。因此，对秦始皇创下的中央集权郡县体系并不尊崇，不在乎所谓“皇帝”的名号，而不是他没有实力和威望称帝。

因此，毫无疑问的说，在秦亡之后、汉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项羽才是华夏大地上真正的主宰者。

所以，按照司马迁的标准，项羽和吕后写入《本纪》是一个道理，熊心和刘盈不写入《本纪》也是同一个道理，并没有偏向项羽的成分。

至于为何项羽的记载在刘邦之前，更不是贬刘尊项，而是因为“原始察终”四个字：项羽主宰天下的时间在刘邦之前，根据时间顺序排列，本应如此。

二

当然，如果非要说，司马迁的确也可以不将项羽写入《本纪》之中，而写入《世家》或者《列传》。

虽然在司马迁的规则体系下，进入《世家》的标准是股肱之臣、忠信奉主之人；进入《列传》的标准是立功名于天下。

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扶义俶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。

但很明显的是，春秋时的诸侯们和秦末的陈胜是被写入《世家》的，而偏远诸侯和那些不为皇帝臣下的杰出人物是被写入《列传》的。

毕竟，项羽没有一统华夏。如果把项羽当做诸侯之一，或者当做立功名于天下的枭雄，虽然显得十分勉强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。

换句话说，司马迁是可以做这个选择题的。那么，他为什么选择了让项羽进入《本纪》呢？

有人说，那不就是为了抬高他的地位吗？

或许不尽然。

因为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作为对手，打败一只老虎更加值得敬佩呢，还是一只鬣狗？当然是森林之王老虎的对手更加值得尊敬，不是吗？

而在刘项之间，刘邦战胜项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。

那么同理，与其贬低项羽，让刘邦的胜利看起来毫无价值；不如抬高项羽，这样更能体现刘邦的雄才大略。不是吗？

所以，让项羽进入《本纪》，承认项羽是曾主宰天下的人物，是为了衬托刘邦的更加不凡：刘邦连这样的对手都能打败，进而入主天下，如果不是雄才大略、天命所归，还会是什么原因呢？

而且，项羽本人虽然被写入《本纪》，但项羽麾下的大将们却没有机会名列《史记》。

诸如陈平眼中项羽的“骨鲠之臣”范增、钟离昧、龙且、周殷，却连一篇与别人合住的列传都没有。而项羽麾下地位并不低的曹咎、蒲将军等人，更是只能找到十分零星的记载。

那么，是不是刘邦手下也一视同仁呢？显然不是，刘邦手下的大将谋士，《世家》里占了5个，《列传》中单独或合篇的更是数不胜数。

如果真要抬高项羽，龙且、范增之流，至少写一篇单独的《列传》不成问题吧？而偏偏，他们没有，但项羽麾下转投刘邦的英布和季布，却赫然列于《列传》之内。

这也足以说明，司马迁将项羽写入《本纪》并是为了抬高项羽，反而是为了衬托刘邦。

三
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认为子彧观点偏颇，比如流露在字里行间对项羽的溢美之词，还有不少揭露刘邦黑历史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？

事实上，或许这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

的确，司马迁在项羽的记载中，用了许多美好的词汇，他的勇敢、果决、用兵如神描绘得十分精彩，充满了英雄气。

但同时，司马迁也设下了不少的“陷阱”：

项籍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学剑，又不成。项梁怒之。籍曰：“书足以记名姓而已。剑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”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，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学。

这段项羽出场的记载，一方面可以说项羽天赋过人，但另一方面，一个不学无术、不肯持之以恒的少年跃然纸上。

···秦始皇帝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籍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···籍长八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气过人，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。

而这段记载，不禁让人想起距刘项年前的秦国君主秦武王荡。他们的相似之处不仅仅在“力能扛鼎”，一句“彼可取而代之”让项羽和秦武王拥有了另一个共同点：

秦武王初上位，国内政务尚未理顺，便急吼吼的出兵周王畿；一个少年，尚无立身之资，便急吼吼的要“取而代之”。

是的，项羽和秦武王身上另一个共同点是：好大喜功，志大才疏。在后面的记载中，还有很多诸如“妇人之仁”等记载，都在暗指项羽是个志大才疏之人。

不要说司马迁只是以事论事，没想这么多。连我们都能读出这些，博览群书、治史多年的太史公岂能不知年前的典故？

所以，只能一个原因，司马迁是故意为之。

或许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，我们再来看看司马迁揭露的刘邦黑历史：

高祖为人···仁而爱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···廷中吏无所不狎侮，好酒及色。···武负、王媪见其上常有龙，怪之。···高祖常繇咸阳，纵观，观秦皇帝，喟然太息曰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

首先，刘邦的记载中，有着相当多的“天命论”在里面，而项羽的记载中却几乎没有只言片语，这是其一。为了节省篇幅，这一点子彧不再深入说明了。

而从事实的角度，刘邦的出场，虽然黑历史很多，但司马迁每揭露一个黑历史，就会在上一句或下一句，补上一个“梗”。

说他不事生产，但同时又说“常有大度”；说他好酒色，却马上补上一句“醉卧”而“上常有龙”。其他黑历史也大致如此，就不再赘述。

而刘邦说“大丈夫当如此”，还有“喟然太息”的语气，与项羽脱口而出“取而代之”所营造的氛围，是完全不一样的：

项羽就像一个毫无城府的孩子，看到一个富豪，恶狠狠的说，哼，长大了要把他的钱全都抢过来；而刘邦就像一个老于世故的中年人，看到富豪路过，在心里说，要是我也能挣这么多钱就好了。

刘邦真正的黑历史，应该是楚汉战争时的两次违约。

第一次是分封已毕，刘邦却擅自出关攻击关中三秦。第二次是鸿水订约划界以后，项羽遵守约定退兵，而刘邦却撕毁约定追击项羽，这才有了刘邦最后的胜利。

然而，这两件事情上，司马迁并没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指责刘邦，反而是多方维护刘邦。

这样一对比，我们会发现，在司马迁的笔下，项羽的优点大多是个人英雄主义（比如“力能扛鼎”），缺点却大多影响着领导者的气质（如“妇人之仁”）；相反，刘邦的缺点大多是个人性格（“好酒及色”），而优点却是一个优秀领导者都具备的（“仁而爱人”）。

现在你还觉得，刘邦的记录中遍布黑历史，而项羽的记录中遍布溢美之词吗？

如果说是纯粹记录事实，无意中写成了这样，在他人或许可能，但司马迁是个遍观国家藏书馆、游历天下的人物，《史记》又是他毕生心血所著，而在这两篇万余字的记载中，遍布着“陷阱”。

如果司马迁不是故意的，真没看出来，那么千百年来赞誉司马迁的人，怕都是瞎了眼了。

所以，刘项记载中的这些“陷阱”，是司马迁苦心经营的一步大棋。

四

春秋时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
在秦晋崤之战中，秦军中伏，全军覆没，大将孟明视等三人被俘。后辗转归国，秦穆公着素服亲自郊迎，并将战败的责任归于自己，而对孟西白三将不加追究。

秦穆公说：“大夫何罪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（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）

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，我怎么能够因为一点小小的过失就抹杀了大的功劳。

我相信这段出自《左传》的故事，司马迁一定是读过的。而恰恰，司马迁在《高祖本纪》的记载中，对刘邦的描述，正好符合这一点。

所以，司马迁这步棋的真实意图是：刘邦的黑历史，都是些瑕不掩瑜的小缺点，正是所谓的“不以一眚掩大德”。

这句话还有一个反义词叫做，不以一俊遮百丑。意思是不能因为局部的美丽而罔顾整体的丑陋。

而司马迁笔下项羽的英雄气，正是那“一俊”，难以遮掩他作为华夏大地主宰者的“百丑”。

那么，可能有人要说了，如真如子彧所说，直接将刘邦写得完美、而项羽写得十分不堪不就好了吗，何必要绕这么大一圈？是不是子彧曲解了司马迁的意思，妄自杜撰的呢？

绝对不是。

刘邦40多岁才起自微末，骤登大位，怎么可能没有一点黑历史流传在民间？而项羽出身贵族，巨鹿一战闻名，又曾主宰天下，又怎么可能是个不堪的形象呢？

所谓人无完人。人不可能没有缺点，也不可能没有优点。而刘邦和项羽的反差更是如此，司马迁正是明白这个道理。

如果司马迁的笔下是一个完美的刘邦和不堪的项羽，首先不符合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初衷。

而且后世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也会发出“状诸葛之智而近乎妖”的感慨，从而会被认为不敢正视这段历史，或许还会挖出刘邦更多不堪的“史实”出来。

因此，司马迁才将刘邦那些无关紧要的黑历史写出来，而将项羽的那些致命缺陷补进他完美的人生之中。

而在这之中，遍布在刘邦记录中的“天命”和项羽临死前感慨的那句“天亡我，非战之罪”，更是想让人明白：

刘邦成为皇帝，汉室主宰天下，是天命所归，非人力所能阻挡，即使是项羽这样的英雄也不能！

子彧说

由此可见，司马迁将项羽录入《本纪》，并不是为了尊项抑刘，反而是为了抬高刘邦，宣扬“汉之天命”。

只不过司马迁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苦心孤诣，却反而把刘邦推上了流氓皇帝的位置，而让项羽成了被人们缅怀多年的英雄。

若泉下有知，不知刘邦和司马迁是否也会发出如项羽般的感叹：天亡我，非战之罪！

文/子彧